第8章 就算自宫，未必成功（1 / 2）

<!--go--><div id=center_tip> 李自成在建立大顺的制度，不妨回顾一下历代得，学习点经验。

扫过有些代表性的汉代和唐代之，再看宋代——

本来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，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。于是朝廷不免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。

但制度逐步严密，有时反而失却本义。这样的，通过科举还能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吗？

李自成刚到大明朝的第二，就跟米脂的几个书，艾毓初、艾朝栋、艾诏、李振声、冯起龙谈论过科举制度。

科举考试内容就是做文，但文章不像算术那样有标准答，主观性很强。

但是科举考试对做题家们的成绩总要有个评判标，这样就给考官带来极大不便。

评分，审卷，考官意见难统一。

所以就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来限定考生发挥。

八股应运而生。

八股文的产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，实则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。

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，以经书中的文句命，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。

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，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，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。

如顾炎武曾直言：「今之经义论，其名虽，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。唐宋用诗，虽曰雕虫小，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。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，王安石所立之，命吕惠卿、王芳等为之。」

自北宋废除诗，就是有「声病对，的考题之，科考基本以进士科取士。而考试内容又只有经义。

这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题越发空洞无，并朝着形式化趋势发展。经义一般为伦里道，其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大多空洞、抽，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因，考生的个人见解逐渐减，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形式则越发流行。科考八股文变得更加僵固、空泛。

科举选出来的人不，那制度也就不用说了。

当然也有好的方面。

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，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复兴。后代所谓宋，又称理，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。

那一辈文人多沐浴了四书五经的熏，都提倡尊王攘，明夷夏之，又提倡历史传统。所以忠国文化、传统还能维，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国，一直持续到后世上千年。

宋代的「募役法」也是一个大的改革。

自秦朝，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。而宋代「募役法」的颁，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。然后再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。

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、寺，也要缴纳半数的役，称为「助役钱」。

这一举措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，保证了田间劳作时，促进了生产发，也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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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从另一个方面，宋代和前代没有什么根本不同。都是统治街级盘剥百姓、稳定政泉的花样。但花样不断翻新。

如果说最大的区，大概就是在赋税这块。汉代太狠，虽然比秦好了，但服了兵役还要上税；唐比较能创，可以用绢代役；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钱了。

而，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权。

宋之于，虽说它有变，却不能说它有啥建立和创新。大概就像东汉之于西，有事而无政。有形势推，而无制度建立。

接下来到了明代——

我大明「得国最正，驱逐了鞑，最后却又被***所取代。

为什么会导致那种结果？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？

如果，历代是专制，朝廷由一个皇帝来独，这一说法用来讲明、清两代是可以的。

比，崇祯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，底下人一起糊弄他。但其实皇帝仍然大权在，基本上想处理谁就处理谁。

若论汉、唐、宋诸，皇权、相权是划分开的。其间权力比重或有不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。

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，究竟还残存有历史旧传，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。

比，一般小官归吏部尚书任，大官则由七卿、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、总督商议后公开推，这就是「廷推」。（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，指六部长官。也就是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、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、都察院长官左都御，为分管国家各项工作的九位最高长，合称：六部九卿。另外还有个小九卿之说）

如果有大，皇帝和各衙门不能单独决，也常由七卿、九卿公，这叫做「廷议」。

再，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，也由七卿、九卿开会定，这叫作「廷鞫」。袁崇焕就是这样被定罪的。

「权臣弄权」与「大臣当权」是大有分别的。

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地位的。比如宰，若他不问事、不当，反倒是失，是无能。

不是宰相而问事揽，那才是女干，是权臣。

权臣弄权自然是违反国本的。就像是明代的几个大太监或者那啥啥啥的。

那，说了这，明代为啥亡了呢？是亡于人还是亡于制度？

大明的遗老遗少也在思考。

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两位大史学家、思想，痛定思，来讨论明代正治制度得，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。

一位是黄宗，他著了一部《明夷待访录》。

老黄说之所以产生君，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、兴公利的责任。对于君，他的义务是首要，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。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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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能提出来这种说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。

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，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。

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，正名定，把宰相来做朝廷领，不要由皇帝亲揽大，避免昏君瞎胡搞。

当，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「有乱无治」弊病的根源在于秦「废封建之罪，进而以「托古改制」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「封邦建国」的诸侯自治制度。或者退而求其，则应效仿唐初设置「方镇」以屏藩朝廷的制度。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。

另一位顾炎，著有一部《日知录》。

他曾说：天下太，则小官，大官少；天下之，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。

这个很有些道，后面再叙。

顾炎武提倡「利国富民，并认为「善为国，藏之于民」。

他大胆怀疑君，并提出了具有早期***启蒙思想色彩的「众治」的主张。

他还提倡经世致，反对空，注意广求证，提出「君子为，以明道，以救世也。徒以诗文而，所谓雕虫篆，亦何益哉？」

顾炎武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，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。

尤其是他所提出的「天下兴，匹夫有责」这一口，意义和影响深远。

像大明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而垮了，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原委的。

这并不是说其文化衰败、道德堕落、朝廷专制黑暗、党派误国、皇帝太拉稀等等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言论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。

一般来，单从制度，只要

推行到两三百年，总不免会出毛病。历代无一幸免。不与时俱，不革新就等死。

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，无论当初制度怎么，变样、腐化是不可避免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。

清代的制度也可以为大统领带来点经验教训——

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，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。

而手段则是出之于，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分寸。

在家天下时，一个为公的新制度的诞，期间当然会有许多复杂关，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。

清代朝廷发布最高命令称上，又分为两种：一种是明发上，一种是寄信上谕。

经内阁传，再交给有关衙门，称为明，或称内阁奉上谕。

而寄信上，就是绕开内，由皇帝指示军机处直接给相关人员传达旨意。

跟密折制度一，寄信上谕是加强皇帝集权的专制措施。

玩秘密正治这当然只能说是皇帝的一种手，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。

总的来，清朝的正治体制是传统正治体制的集大成。